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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雄败寇的价值观，导致的是抄袭、复制，而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社会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

量化规模逆势增长数据统计显示，截至8月2日，今年来已有90只量化基金发行（A/C类分开统计），其中主要是64只主动量化基金。事实上，量化基金近年来持续发展，发行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4年到2017年，新成立的量化基金数量分别为10只、40只、64只和114只。

讲到创新的动机，还是需要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讲话中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何时到来？对于这个问题，从业者有自己乐观的估计。“技术上的完备两年内可以实现，不过要商业化落地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策和行业配套得同步跟上。”智加科技付强说。“大家现在都还在做基础性的研发，如果政策真的开始允许的话，会有一个产品化的过程。”付强说，“行业上下游都需要跟上，比如保险，肯定跟现在的汽车保险不一样，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的安全系数设计新的保险方案。”

此外，一波公司发起人的抛售潮已袭来。当初网达软件股份制改制后入股的一批原始股东——陈峰、海滨、合肥睿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郑颖勤，分别于今年上半年分别减持65万股、220.8万股、2.16万股和58万股，合计抛售345.96万股。其中郑颖勤为网达软件核心人物，2009年与蒋宏业、冯达共同创立网达软件。根据天眼查，郑颖勤目前担任网达软件全资子公司众响信息技术的法人代表以及网达多家子公司高管，减持后其直接持有网达软件182万股，通过网鸣投资间接持股294万股，合计持股476万股。

在这种压力之下，教育改革应该把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针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我提出三条改革建议：第一，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批判性思维教育首先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若干门课程上，比如写作、沟通、逻辑、统计、伦理、道德课程，但也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